平时很多人可能对伦理问题不那么敏感，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所谓的伦理问题。其实，伦理问题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比如，为什么举国体制的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能得到老百姓的积极响应？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力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调配各方资源？围绕这些话题，本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吴付来。
中国人骨子里的国家情结和爱国热忱源于“整体精神”
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的联防联控得到了老百姓的积极响应，而不少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明知道有疫情，但就是不肯戴口罩，也不限制活动出行，很多中国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对此，您怎么看待？
吴付来：疫情防控涉及很多伦理问题，了解这些伦理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次抗疫工作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也能启发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各国防疫情况就像一面镜子，映射着各自的伦理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同一件事呈现出不同的处置方式。在西方国家，戴口罩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象征，限制活动出行是对自由的妨碍。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社会的文化心理。
反过来，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觉得配合国家防疫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疫情防控背后折射出中国特色伦理文化，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伦理价值。中国伦理文化的特质“整体精神”在这次抗疫工作中得以鲜明体现。这种“整体精神”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在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时，看重“整体精神”，看重“公利公义”。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国家情结和爱国热忱，都源于这个文化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开始号召联防联控的时候，老百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积极响应并能落实到行动上的根本文化原因。
这种“整体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需要维护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是通过“德治”来维系统治的。从“民”与“国”的关系来看，要“民”服从大局，服从国家的“整体需要”，看上去好像只有对“民”的要求，强调“民”对国家的无限服从。其实不然，“国”的根本就是“民”，国家要为民众谋生计，治理国家没有比“民”的生计更重要的事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这就是古代“民为邦本”的德治理念。在这个德治体系中，国家政治从来就是关心老百姓生活的“民生政治”。如今，我们固然要抛弃那种封建社会才有的“君民”思想，但不能丢掉这个文化传统中难能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在“国”与“民”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伦理关系。国家依然以民生治理为政治之根本，公民依然服从这个为民服务、追求“公利公义”的国家。“整体精神”就是在这种亲密的伦理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国家可以聚集更多的政治能量造福于民，而国民也可以获得更深厚的自我认同感和尊严感。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在中国举国体制的联防联控能得到老百姓的积极响应？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力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调配各方资源？这些既要靠行政命令，也离不开“整体精神”的发挥。透过这次疫情，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整体精神”的优点。放眼世界，这是其他国家正在努力争取却很难获得的一种精神能量。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把优秀的传统伦理文化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集中力量打造国家治理的伦理体系，使之持久、稳定地发挥作用。
个人自由在任何一种现代伦理学中都不意味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记者：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及时、果断地采取了居家隔离等必要的限制措施，老百姓非常理解并积极配合。您怎么看待自由和限制的关系？
吴付来：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哪一种理论认为，个人自由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恰恰相反，即便在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主流理解的自由也是“自律”。简单地说，就是自己要管好自己才是自由。但人在自律过程中应该用什么样的规范来管理自己呢？这就牵涉到哪一种规范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人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规范。这些可以被合理地看作约束个体的规范中就体现着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所谓的个人自由问题，其实讲的是个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自由和责任之间所谓“度”的问题。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如果限制是合理的，个体就应当遵守。
首先，个人自由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能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让别人不自由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每个人有不能干预和妨害别人自由的责任。在患有新冠肺炎的情况下，如果自由出行，就会让别人承受巨大的感染风险，进而给别人的自由造成伤害。这不是自由，而是自私。
其次，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是一体两面。这意味着，一旦你是自由的，所有出于你的意愿做出的行为，你都要承担责任。这也是个人自由的基本含义。一个根本不考虑责任、也不想负责的人，是谈不上所谓自由的。
再次，这种不负责任的所谓个人自由，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完全有正当理由明令禁止。在疫苗没有投入使用之前，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这是从根本上为大家的生命安全考虑。何况这些限制措施有着严肃的医学学理支撑。当这些道理都已经讲明，当事实都摆在眼前，刻意违反这些限制措施，就是刻意危害公共安全。这就不是所谓的自由问题了，实则涉法涉罪。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限制即便是合理正当的，也要考虑到“度”的问题。这在伦理学上讲，就是要在限制中坚持“人道主义原则”。这意味着，限制是不得已而为之，根本上是从关心、帮助别人免受病毒传染这个基本前提出发的。
人类只有相互依赖、相互联合并与自然界和谐共生，才可能有可以期待的未来
记者：这次疫情也让很多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您看来，人类应当如何定位自己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地位？
吴付来：我想从脆弱性角度来谈人为什么要和自然和谐共生。脆弱性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向度、一种视角。其含义就是，人类不要总以为自己是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其实，这只是人类的一种自以为是，人在本质上有脆弱性的一面。人类只有相互依赖、相互联合并与自然界和谐共生，才可能有可以期待的未来。如果人类觉得自己可以一劳永逸且毫无顾忌地做所有的事情，那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
当然，脆弱性概念并不是要消解人类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积极关系，而只是让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中提醒自己：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针对自然的所谓一个又一个胜利、一次又一次征服；我们还应该关心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又一次挫败、一个又一个迷茫。理解了脆弱性，反而会使人在脆弱基础上寻求改变现状、获取希望。这是在承认脆弱性基础上所展现出来的人类的坚强力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让很多人觉得人在微生物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但是，人类的进步就是在这种不堪一击面前通过一次次努力而取得的。所以，承认人类对自然的脆弱性不是坏事，反而是人类寻求更高更远发展的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