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震原本是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科长，因帮朋友担保失败，欠下200余万元债务。此后，孙震受人请托，通过向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打招呼，为外来人员补缴社保以获得苏州市购房资格，收受好处费27万余元。

在反腐败高压震慑之下，孙震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案件办理过程中，孙震认为自己并非位高权重，而且岗位职责与请托事项没有直接关系，不属于受贿犯罪。

“经集体讨论认定，孙震的行为涉嫌斡旋受贿犯罪。”张家港市纪委监委审理室主任周天鹏表示。经调查组调查，形成调查报告，与《起诉建议书》、同步录音录像、涉案财物报告等案件材料一并移送审理。审理室以《刑法》《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为准绳，对该案的事实证据、定性、程序手续等进行全面审理。

在此基础上，审理室商请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提前介入，进一步完善证据，形成审理报告及《起诉意见书》，经审议批准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时，苏州市人社局根据调查认定的事实给予孙震开除公职处分。法院最终认定孙震受贿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

“斡旋受贿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周天鹏介绍，其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斡旋受贿中至少存在两个国家工作人员，二是受贿人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三是第三人对受贿人的收受贿赂行为可能并不知情。因而从表面上看，受贿犯罪所应具备的“权钱交易”链条是断裂的，似乎受贿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与其本人职权并无关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曾文科介绍，为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反腐败斗争现实需求，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惩治受贿犯罪的法律法规。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分为直接受贿、斡旋受贿两种形式。直接受贿罪系《刑法》第385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斡旋受贿则是《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由此可见，是否“直接利用本人职权”和是否“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区分斡旋受贿与直接受贿的关键。

曾文科表示，斡旋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中较为多发的一种犯罪行为，也是司法实践中调查难度大、认定较为复杂的一种犯罪状态。近日中国检察网发布的《邓洁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贪污案》起诉书同样显示，邓洁在担任中山市科协副主席、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期间，利用与其关系密切的某单位干部黄某、魏某及其丈夫梁志军（时任中山市南区党工委书记）的职权，为请托人职务晋升、承接相关工程等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可以看出，邓洁具有斡旋受贿犯罪行为，并且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利益链。”曾文科说。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随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纪检监察机关充分运用监察法赋予的谈话、询问、留置等调查措施，积极推动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不断加强与司法、审计等部门的协作，就证据收集和运用、案件定性和事实认定等进行沟通协调，形成了查处各类型受贿犯罪案件工作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