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春光明媚，草木蓬发，伴随着春天的脚步，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京隆重召开。肩负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国政协委员、我校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德奔赴北京参加“两会”，随后将在全国“两会”上积极参政议政，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委员们共同出谋划策，行使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本网特别策划“与‘两会’有约”专题报道，跟踪报道吴德教授履行委员职责情况，及时传播“两会”上的川农声音。

3月4日下午3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开幕，标志着神州大地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落实新发展理念、迎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点在‘三农’；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支撑点在‘三农’；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难点依旧在‘三农’！”已深耕农业领域三十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我校校长吴德教授自去年6月便开始调研考察，深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只为提出更有效的建议。今年，他的3份提案均聚焦“三农”，分别从开展高质量畜禽种业自主创新研究、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力度、打造高水平农村经济组织3个方面，为我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川农智慧。

建议开展高质量畜禽种业自主创新 切实把核心种源握在自己手里

畜禽种业是肉、蛋、奶等主要动物食品和其他动物产品的源头，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当前，我国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育种自主创新水平大幅提升，但种猪、在产祖代蛋种鸡、乳企奶牛等种源的进口依赖性仍然较为严重。

长期从事动物营养研究的吴德深知，唯有解决好当前畜禽种业突破性品种严重缺乏，地方品种资源普查、保护和利用体系不健全，科研投入严重不足，产学研结合不紧密、动物种业自主创新机制不完善，动物种业顶级人才缺口大等突出问题，真正把核心种源握在手里，才能算是端稳了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为了在残酷的畜禽种业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吴德提出“3个加”策略。要加强种质资源库建设，通过建立种质资源数字化共享平台、活体基因库、各级育种制种基地等，开展良种动物选育、繁殖技术和饲养管理技术等环节的研究，实现遗传物质保护。要加大畜禽种业研发投入，建立健全动物种业运行机制，打造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企业运作为方式，以种业为主营业务，实现“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规模化、高效率育种创新融合体，不断推动优良种畜研发推广，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要加快学科、人才、平台建设，重视育种人才培养，推动建立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直接服务育种企业的高效育种协作机制，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建立以生物技术为核心、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为主要手段的高科技动物种业育繁体系，健全畜禽性能测定体系、遗传评估体系，完善育种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鼓励科研人员积极进行成果转化、充分参与科研成果推广，做到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建议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力度 实现“旱涝保收宜机作业高产稳产”

“党中央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均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且已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但是基本达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一季千斤、两季吨粮’要求的高标准农田占比仍然较少。”吴德调研发现，投入不足仍然是当前制约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最大短板，而高农业补贴又恰恰是全球众多农业强国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政策。

以四川为例，按现行标准测算，要建成达标的高标准农田，由于地形差异较大，不同类区建设投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平原地区、丘陵地区、盆周山区每亩投资需求分别在3000元、5000元、7000元以上，部分条件更差的地方甚至需要每亩投资上万元。“虽然四川实现了亩均3000元的投入标准，超额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亩均1500元高标准农田年度建设任务，可四川经济底子薄、众多州县刚刚脱贫，缺口依然很大。”

为此，吴德建议构建“一条例、三层次”资金保障体系，加大并用实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要尽快颁布《农田建设条例》，实现分区分类指定建设标准和补助标准，让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中央财政、地方预算和社会资金三方投入能够落实落地。具体而言，中央财政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成为最可靠的资金保障；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市、县两级地方人民政府要担起主体责任、支出责任、管护责任，将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要鼓励继续出台高标准农田投入政策，引导金融资金、社会资金更多投入到高标准农田建设上来。

建议打造高水平农村经济组织 让乡亲们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构成，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2019年底，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账面总资产已达6.5万亿元，但如何用好用活这笔资产，广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德走访调研发现，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3大“拦路虎”。一是法人地位缺陷，组织边界不清，现有法律尚不足以捋清法人财产范围界定不清、经济属性不突出、终止事由不明确等问题。二是职权高度集中，制衡制度不健全。不少村党支部书记身兼数职，集组织的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等职权于一身，“既是裁判、又当选手、还做教练”。三是发展理念滞后，发展模式不多，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经营管理和分配模式，绩效分配与成员期望不匹配。

如何破解上述难题？吴德建议，一是要明晰法人财产，进行法律适调，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厘清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农村组织之间的关系，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明确界定为集体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性资产所有权，并强化终止事由的认定与审批。二是要建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经理与监事会及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四会”制度，形成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四权”机制，以完善制衡制度，提升组织效能，全力杜绝“一言堂”的出现。三是要鼓励创新发展模式，探索新路径，多多进行经营管理模式和收入分配模式创新，最大程度因地制宜地利用好当地资源禀赋，提升成员获得感与积极性。